其軍銜管理之混亂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1934年，國民政府整軍建軍中，開始依照日本軍隊的人事制度，將原屬于軍政部的軍衡司獨立出來改為由軍事委員會直屬的銓敘廳，制定陸軍人事整頓及升遷辦法。
這其中有一項便是將官階與職級分開，任職與任官分立。
任職，指的就是軍長師長這個職務，任官，則是中將少將這個軍銜。也就是說，職務的晉升與軍銜的晉升走的是兩股道。
按說這是一個進步，是能夠真正體現(xiàn)軍銜意義的進步，但因為沒有考慮到使用基準軍銜的辦法，也沒有繼承北洋時期加銜的體例，其弊端很快便暴露出來。
按照此一任官條例，軍銜的晉升受“停年”的嚴格限制。
所謂“停年”，就是某一軍銜必須停留的年數，也就是最低任官年限。
按規(guī)定，各級停年為：少尉升中尉1年半，中尉升上尉2年，上尉升少校4年，少校升中校3年，中校升上校3年，上校升少將4年，少將升中將3年，中將升上將用選升。
照此算起來，一名少尉要升到少將最快也要17年半的時間。
這一下子矛盾來了，由于一直處于戰(zhàn)爭狀態(tài)，指揮員職務的晉升卻沒有受那么多的停年的限制，一年連升三級的都有。
如黃埔軍校畢業(yè)的胡宗南、李仙洲、李延年、黃杰、陳鐵、桂永清等等，都在抗戰(zhàn)開始后的第二年便已擔任軍長職務，而此時他們從軍的歷史都還不滿14年。
軍長是可以當，軍銜卻得慢慢走。這種任職與任官的分立，造成了“官”的晉升遠遠的滯后于“職”的晉升的怪現(xiàn)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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